“北纬31度14分，东经121度29分。上海，地处长江三角洲前缘，东濒东海，南临杭州湾，西接江苏、浙江两省，北界长江入海口，正当我国南北海岸线中部，交通便利，腹地广阔，位置优越，是一个良好的江海港口。”

2017年，上海的圣诞节已过；12月30日，下午三点已过。这是一年中最好的时候，也是最坏的时候。

　　一个傍晚，上海之巅观光区一角

上海中心大厦卫星地图

站在一个制高点看上海

　　“城与年”是作家宁肯的微博昵称。他曾写道：城市是时间的容器，乡村是时间本身。尽管“北上广容不下肉身，三四线放不下灵魂”，但家乡与城市似乎不再呈现二元对立的紧张关系，人与城的共生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当愈来愈多的外省青年涌入，以迥异的方式燃烧灵魂，我们有理由相信，有些东西注定不会因为这城市过于耀眼而黯淡无光。

（本故事据真人真事改编）

　　陈奇沿着博物馆的台阶向下走，上海的年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寒冷。没有暖气，一切都湿乎乎的。他时常怀疑，头顶上空的这个太阳，和家乡那个到底是不是同一个。

　　塔城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西北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中部，有5个县（市）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接壤。“一个小城市，我见过最小的城市吧。一个半钟可以步行走完整个市区。”上大学以前，陈奇曾和伙伴数次涉足边境线，太阳以西的俄罗斯元素，在国界民族的交互往来中渗入他的青春。

　　塔城的历史博物馆叫红楼，一百多年前，由一位来自俄国喀山的塔塔尔族商人建造，先后被用作贸易中心、医院和历史博物馆。旧苏联风格外观，铁锈色红砖，伫立在一片低矮谦卑的泥土屋中，红楼以沉默诠释它的绅士风度。那是陈奇幼时最爱去的地方，陶壶、浮雕、铜像、野生动物标本……红楼里的文物连同它的一草一木一起，带他穿越一座城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塔城红楼博物馆

　　今年6月底，上海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百物展免费开放，陈奇起了个大早，乘三站公交倒两趟地铁，再骑行一公里，抵达上博时上午九点刚过，展馆门口早已排起长龙。在他前面大约有五六百人，后面又有更多人加入队伍。临近正午，陈奇几乎是被人流裹进了展厅。随后，“参观人数已满，谢绝排队”的告示牌很快立起。身后一张张脸孔，夹杂着焦躁、急切与期待，在确认期待落空后，不得不败兴而归。

上海博物馆门前排队的人群

　　参展之前陈奇做足了功课，他知道展览的主题叫“浓缩的世界史”，有100套文物234个单件，其中有9件来自中国，从古埃及到2005年的深圳太阳能充电电灯……当历史以器物的形式展现，他忽然感到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正在与成长经验巧妙地发生互文——广袤的北疆大地，全木式俄式小楼，精雕细镂的水泥柱，神秘阴翳的室内风格……摆出的展品，同家乡的山河湖海一样，刺激着他关于历史、人类和世界的想象；不同的是，前者是单调而匮乏的，后者却是真实而具体的。

　　“我小时候有些特别的生活，叫‘勤工俭学’。从小学四年级开始，每年大概有一到两次，花一周到一个月的时间下地干活，帮附近的农户收庄稼。”掰玉米，摘啤酒花，挖甜菜根，踢大瓜，串烟叶子……陈奇的同学有回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达斡尔族、锡伯族的，还有在新疆出生，父母来自五湖四海，仍然操着一口乡音的小伙伴们，在那里，他们都是新疆人。

　　大学毕业后，他的发小和伙伴们或前往北上打拼，或返回祖籍地发展，更多的则去了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城市化改变着家乡的面貌，尤其是“到世界去”的中青年，他们纷纷迁徙，从山村往附近城镇流动，从县市往首府乌鲁木齐流动，再从乌鲁木齐往内地城市流动。他那些驻守家乡的同学，现在绝大多数供职于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其实也只能如此，因为没有其他的选择。”

新疆首府——乌鲁木齐

　　某个冬天的早晨，塔城的阳光干净、热烈，陈奇随父亲一道行走在那条最熟悉的马路上。上午十点，整座城市才慢慢活动起来。半个小时内，他们便碰到了十几个熟人。那天黄昏，陈奇独自驱车驶往记忆的边境线，短短二十分钟路程，他却好像做了一场梦。

　　他忽然想起，这么多年过去了，上海的地铁已经陆陆续续修建了近20条线路，而自己的家乡塔城，却只多了一座民用机场，兴许还有几个汽车站，且仍然没有一条铁路。

　　2016年对25岁的陈奇而言是非常特殊的一年。四年前，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出身的他从广州某理工大学毕业，在深圳做了一段时间的药物研发，而后毅然“背弃”了理工男的职业理想，转向新媒体。从门外汉到小组负责人，2016年，他终于在这个行业里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更重要的是，一个同样来自异乡的女孩开始走进他的生活。

　　6:45起床，做早饭；19:30到家，做晚饭。每天来回3小时的通勤，是每个外省青年在上海的生活日常。事实上，陈奇租住的居民区附近有很多便利店，他也曾在新品上市的时候去买上一盒，尝一尝。全家的店员常常有着矫枉过正的热情，自动门每开启一下（有时没有客人，但只要身体靠近，自动门就叮咚作响），他们便出于本能地说上一句：“欢迎光临全家”。刚开始陈奇视之为城市文明的现实一种，后来是异化或规训，再后来他竟生出两种极端的情意来——下雨的时候，朝水汽氤氲的玻璃望上一眼，咽下一口过度加热的蔬菜，整个人的神经好像得以短暂麻痹，不致使孤独一同入喉。

　　那天晚上，陈奇打开电脑，收看一档名为《日食记》的美食节目更新。视频里的“怪蜀黍”姜老刀收养了一只流浪猫，在自己的工作室制作料理，同事也因此成为首轮食客。火锅的香气仿佛溢出屏幕，钻进他的每个毛孔。他这才发现，原来自己真的很饿，身体的角角落落都饿。

　　“有一天在地铁上，特想吃鸡，然后就买了半只，结果根本不知道怎么做，只好打电话给老爸，让他教我。那时候做东西总是失手，不过还好，做大盘鸡没失手过。”

大盘鸡

　　陈奇的女友来自宁夏，祖籍温州。二人相识之前，女孩对于食物几乎没什么挑剔和讲究，直到陈奇为她做饭，才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中餐西餐烘焙烧烤，二人先后从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少男少女，变成一对对于吃有着无限探索欲的亲密恋人。无论是凉皮、羊杂、揪片（一种面食，拿羊肉炝锅，搭配西红柿、土豆、胡萝卜，煮面片），还是花蛤青口三丝敲鱼，只要女友爱吃，他就为她做。“做久了，刀工突然变好，复刻出妈妈的味道，还是很感动的。女友也感动哭好几回，其中一次是做出了她妈妈的味道。”

　　今年情人节，陈奇做了一桌菜，土豆泥莴笋培根卷搭配略焦的小牛排，酸菜鱼和粤式煲汤。做新菜令人兴奋，做家乡菜，则会从人的心底升腾出一股踏实稳妥的暖意。陈奇说，自己还有很多不会做的新疆菜，于是做菜为他和父亲的沟通又开辟了全新的空间。

陈奇做的情人节午餐

　　你难以想象，当其他男女穿梭于各大商圈千篇一律的网红饭店时，这对情侣正在菜市场和水产市场到处转悠。这是独属于他们的“小情趣”。等到华灯初上，夜幕低垂，关于庸碌的一天正要结束，关于食物的一天才刚刚开始。

　　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女孩的体重，上涨近10斤。“不知是福是祸啊。”

　　“你焦虑吗？”

　　“当然。房租的焦虑伴随我很久了。”

　　“想过怎么解决吗？”

　　“钱的问题，只能靠赚钱解决了。”

　　“办理居住证”五个字，是横在外省青年面前绕不过去的一道难题。几年前，办理手续繁杂，首先要提供各种大大小小的证件，然后还要去街道办、居委会、税务局等机构开具证明，这当中不仅涉及积分和五险一金的缴纳，还需面对工作人员的质疑、拖沓和互相推诿。陈奇为此前前后后跑了许多趟。那段时间，想要“离开”的心情吞噬着这个年轻人对城市的最后一丝幻想。

上海市居住证

　　“一开始房租超过工资的一半，后来刚好一半，现在，终于接近工资的三分之一。”陈奇明白，没有人能真正逃离北上广。他去到女友的家乡，那是一座煤矿城市，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人在煤矿公司工作，靠煤矿生活。可随着环保意识抬头和新能源的产生，煤矿业正步步走向枯竭。产业濒临末路，整座城市也变得死气沉沉。

　　几年间，他眼看着身边的朋友带着一腔悲情离沪，企图在三四五线城市找寻自我存在的价值。他们中有些真的安顿下来，更多人则为小城市的沉闷窒息所压抑，感到恐慌，又带着更多的不适和挣扎回到北上广。他想起自己当年以一个游客的身份来到上海，误打误撞找了一份不好不坏的工作，边玩边干，也曾以为自己可以“想走就走”。然而上海的文明、友好、自由和不可抗拒的活力，早就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一个青年人的精神气质。留下来，意味着有更多向上的、跃进的可能。

　　“有了女朋友，两个人在一起以后，生活变得稳定，想想觉得这几年有个小窝也挺不错，虽然不是自己的。”

　　而在这之前，陪他度过漫漫长夜的，是忙碌复杂的工作，他必须榨干自己所有怀疑人生的精力，才能获得一点点归属感。但是那种归属之意并不来自城市的抚慰，而是自我对“活着”的认同。他比旁人更切肤地懂得，安全感只有自己能给，归属感，则是没有义务也没有权利拥有的。

　　陈奇的父亲是四川人。他告诉我们，在新疆，真正意义上的原住民很少很少，父辈从全国各地来，他们在那里出生。等父母老去，回故乡养老，他们通常也会跟着回去。大城市未来世界的版图上，似乎没有外地人的位置。我们看到，在“清理人口”的背后，他们好像一锅夹生饭。城市既不能提供充足的养料供给他们成长，却也委实抹煞不了一粒粒尘埃于夹缝中求生的渴望。

城中村一角

　　想到这里，他的眼前自然而然地，浮现出广州城中村的场景：白领、农民工和毒贩共居；死亡、病痛与理想并存。就像麦高登在《重庆大厦：世界中心的贫民窟》里描绘的那样，藏污纳垢，鱼龙混杂，到处都是后现代语境下的流光溢彩。

　　生存还是毁灭是哈姆雷特的问题，留下还是逃走是当代外省青年们的问题。可倘若真的要走，又该往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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