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3年1月10日召开的全国法院金融审判工作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贵祥发表了讲话，内容刊发于《法律适用》杂志。除重申金融审判近期出现的特征及金融治理协同、服务实体经济、保护中小投资者等理念外，讲话也对于具体案件中的法律适用问题做了总结和提炼。

在2023年1月10日召开的全国法院金融审判工作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贵祥发表了讲话，内容刊发于《法律适用》杂志。除重申金融审判近期出现的特征及金融治理协同、服务实体经济、保护中小投资者等理念外，讲话也对于具体案件中的法律适用问题做了总结和提炼。

从案件数量看，基层法院85%以上的金融民商事案件集中在金融借款等传统金融纠纷领域。随着立法和司法解释的不断完善，基本解决了这些案件中的法律适用问题。但从近年来的审判工作看，有一些新的情况，需要统一认识。

一、金融机构和地方金融组织在开展融资性金融服务过程中收取的利息和费用的认定

为保障国家普惠金融政策的落实，保护借款客户、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案件审理中应当把握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对没有明示的利息不予支持。利息及利率是借款合同的核心要素，根据商业银行法第47条规定和中国人民银行〔2021〕第3号公告要求，所有从事贷款业务的机构均应向借款人明示年化利率，贷款年化利率应以对借款人收取的所有贷款成本与其实际占用的贷款本金的比例计算。贷款人或其代理人与客户签订融资性服务合同时，未以明显的方式向客户提示贷款的年化利率，致使客户没有理解和注意到应支付的实际贷款成本负担，客户主张以合同约定的名义利率支付款项，超出部分不成为合同内容的，应当予以支持。这里所说的贷款年化利率，是一个实际成本的概念，以向借款人收取的所有贷款成本与其实际占用的贷款本金的比例计算，其中，贷款成本包括利息及与贷款直接相关的服务费、保证保险费、融资担保费等各类费用。

二是，依法否定违反监管政策的利息约定效力。金融机构违反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及国务院相关部门发布的政策规定，超出国家金融监管政策规定收取利息的，应当认定超过部分无效；违规向中小微型企业收取贷款承诺费、法人账户透支业务承诺费、银行承兑汇票敞口管理费、资金管理费、财务顾问费、咨询费等禁止或限制收取的费用，或者在发放贷款时强制搭售保险收取高额服务费用等变相增加企业隐性融资成本的，应当认定无效。三是，违规收取的利息和费用的处理。对金融机构和地方金融组织违规收取的利息和费用，借款人主张依照《民法典》第561条、第670条的规定冲抵本金和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二、委托借款纠纷中的名义借款人和实际用款人的责任

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甲贷乙用”。近年来，实际用款人因为贷款集中度、贷款投向等监管政策限制，或为了利用支农支小等财政贴息贷款优惠政策进行制度套利，委托他人或利用他人名义向商业银行贷款，在实际用款人无力归还贷款时，名义借款人应当承担何种责任，实践中认识不一。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与“冒名贷款”不同，名义借款人与实际用款人之间存在着委托借款的合意，应当根据商业银行在订立合同时是否知道实际用款人的存在分别适用《民法典》第925条、第926条规定的间接代理制度。

一是，商业银行在签订借款合同时知道实际用款人和名义借款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借款合同直接约束商业银行和实际借款人，名义借款人不承担还本付息的合同责任，实践中简单适用《民法典》第146条规定的做法，将名义借款人签订的合同认定为虚伪表示、将实际借款人签订的合同认定为隐匿行为，并判令名义借款人承担缔约过失责任，既不符合法理，社会效果也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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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商业银行在订立合同时不知道委托借款关系的，名义借款人在诉讼中以应当由实际用款人承担责任作为抗辩事由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实际用款人参加诉讼，并向商业银行释明其有权选择相对人，商业银行选定实际用款人作为合同相对人的，人民法院不得判令名义借款人承担还款责任；商业银行选定名义借款人作为合同相对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释明名义借款人在本案中向实际用款人提出权利主张，在判令名义借款人承担责任的同时，判令实际用款人向名义借款人承担责任，实现纠纷的一次性解决。

三、关于委托贷款合同的性质认定和费率标准

根据金融行业通常的理解，委托贷款包括商业银行依法开展的委托代理业务，以及信托公司依法开展的资金信托业务。二者的相同之处在于商业银行和信托公司收取约定的服务费用，不承担贷款资金的信用风险，具有为委托人提供“贷款通道”的特点。应当注意的是，《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和《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关于通道业务的规范，仅指金融机构之间互相借用“通道”的行为，审判实践中将委托贷款“穿透”认定为民间借贷的做法，是对相关监管政策的误读误用。委托贷款是纳入监管的一项金融业务，应当与金融借款合同做相同的处理。

附：金融审判裁判规则37条1、金融规章一般不能作为认定金融合同无效的直接依据，但可以作为作为判断是否违背公序良俗的重要依据或裁判理由。2、金融监管规章不能作为认定合同效力的直接依据，但可以作为认定民事权利义务及相应民事责任的重要参考或依据。

3、对没有明示的利息不予支持。

4、依法否定违反监管政策的利息约定效力。

5、违规收取的利息和费用的处理。

6、商业银行在签订借款合同时知道实际用款人和名义借款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借款合同直接约束商业银行和实际借款人，名义借款人不承担还本付息的合同责任。

7、商业银行在订立合同时不知道委托借款关系的，名义借款人在诉讼中以应当由实际用款人承担责任作为抗辩事由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实际用款人参加诉讼，并向商业银行释明其有权选择相对人，商业银行选定实际用款人作为合同相对人的，人民法院不得判令名义借款人承担还款责任；商业银行选定名义借款人作为合同相对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释明名义借款人在本案中向实际用款人提出权利主张，在判令名义借款人承担责任的同时，判令实际用款人向名义借款人承担责任，实现纠纷的一次性解决。

8、委托贷款是纳入监管的一项金融业务，应当与金融借款合同做相同的处理。

9、先办理登记的保理人有权请求已接受债务履行的保理人将所得款项返还给自己。

10、如果保理人对应收账款的虚构不构成明知，则在无追索权保理中，保理人有权向应收账款债务人主张应收账款债权；在有追索权保理中，保理人还有权向应收账款债权人主张解除合同，并要求其承担***责任。但是如果保理人明知应收账款虚假，则保理人与应收账款债权人之间构成借款法律关系，保理人无权请求应收账款债务人承担应收账款债务。

11、融资租赁是以“融物”的方式提供“融资”，没有租赁物不构成融资租赁。

12、关于“售后回租”是否构成融资租赁的判断。重点不在于出卖人与承租人是否系同一人，而在于是否具备“融物”的本质属性。租赁物要具备可流通性、特定化、可使用性的基本要素，且以租赁物所有权转移给出租人为要。

13、关于特殊动产的“自物抵押”问题。不能仅以所有权和抵押权为同一人为由认定抵押无效，当事人可以选择行使抵押权或保留的所有权以实现其担保权利。

14、保证保险合同是保险法明确规定的具有担保功能的一类财产保险合同，原则上应适用保险法及合同法的规定，主要以合同约定内容作为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的依据。

15、关于强制搭售的认定，原则上应当以保险保障是否必要和合理作为判断标准。

16、关于借款人综合借款成本的裁量，虽然保证保险的费率没有刚性监管标准，但把具有合作关系的贷款人、保险公司及担保公司向借款人收取的费用作为一个整体来计算借款人的综合融资成本，是一个较为可行的办法。

17、债权人行使代位权是否需以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为前提？不需要。

18、代位权诉讼期间，债务人的相对人向债务人履行，不应因此免除债务人的相对人向债权人履行的责任。

19、在债务人与债务人的相对人仅达成以物抵债协议但未实际履行的情况下，债权人可以依据《民法典》第535条选择请求债务人的相对人履行原债务或履行以物抵债协议。

20、在债务人与相对人之间约定了仲裁协议的情况下，允许债权人提起代位诉讼，如果债务人相对人有异议，可申请仲裁解决其与债务人之间的纠纷，代位权诉讼中止审理。

21、在债权人撤销权诉讼中，债权人可依据胜诉生效法律文书申请对相对人仍然占有的财产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22、相对人以无偿或明显不合理低价取得财产后，又将财产以无偿或明显不合理低价向第三人转让的处理。在人民法院已经作出撤销债务人无偿或低价转让财产行为的生效判决后，债权人以相对人无权处分，第三人不符合善意取得条件为由，请求该第三人向债务人返还财产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23、债务人与次债务人具有亲属关系或者关联关系逃避债务，恶意诈害债权人的，不应受70%、30%的限制。

24、明确股东的出资责任。在认缴资本制情况下，公司丧失清偿能力时，已到期债权的债权人要求已认缴出资但未届缴资期限的股东提前缴纳出资，依法认定认缴出资的股东丧失出资期限利益；对于股东转让已认缴出资但未届缴资期限股权的，首先应由受让人承担缴纳出资义务，受让人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出让人承担补充责任。

25、控制股东、实际控制人构成滥用法人独立地位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26、破产案件受理阶段要依法严格审查破产申请

27、对于管理人恶意确认虚假债权、故意不行使破产撤销权、不予清收破产企业对外债权等损害债权人的行为，要依法追究管理人的责任。

28、民事案件当事人双方与刑事案件的主体不一致的，不能认定为“同一事实”。

29、定罪量刑的事实与民事案件的基本事实无关的，即使主体相同，也不构成“同一事实”

30、民事案件的事实认定或者民事责任承担，需要以行为人所涉刑事案件处理结果为依据的，如保险人以被保险人故意犯罪导致其伤残或者死亡而拒赔的，在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作出前，民事案件应当中止审理。

31、民事基本事实明显依赖于刑事诉讼查证的，如存款人所持存单与银行记账不符，且存在额外获取高息行为，存款人是否与涉嫌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的银行工作人员存在共谋这一事实，民事案件难以查清的应当中止审理。

32、在合同一方主体构成金融*** 犯罪的情况下，受欺诈一方不行使撤销权的，如无其他法定合同无效情形，人民法院应依法认定该合同有效。

33、当事人为规避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订立所谓“阴阳合同”或者“抽屉协议”，无论当事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都应将《民法典》第146条作为认定合同效力的依据。

34、在合同订立时，如果只是合同一方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职务代理人构成犯罪而单位未构成犯罪，就不应认定单位与合同相对方构成恶意串通而宣告合同无效。

35、恶意串通无效规则不适用于合同一方构成过失犯罪的情形。

36、在合同履行阶段，合同各方恶意串通构成犯罪的，不影响之前订立的合同效力。

37、合同内容本身约定的就是犯罪行为的，应认定合同无效。

来源：《法律适用》2023年第一期，作者：刘贵祥，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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